《城邦暴力团》，说的是逃亡的故事，而且是置于历史背景下的大逃亡；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从单纯地撤离故国，到人生意义上的种种逃离，张大春的作品里关于逃的意象非常丰富，他如此阐释：“整个台湾在1949年是一个大的逃亡，不断在内缩，本来还说要复兴中华文化，到了80年代以后已经被打得没有了，但是逃是有另外的意义的。当整个社会都是逃来的，又被整个社会先来的逃亡者融合一下，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被全世界驱逐的‘孤儿’。回头来看，逃不能只引发一个思维，逃的譬喻拉开了，分别有两三个层次，第一是‘隐遁’，中国有很长远的‘隐’的传统；第二就是‘挫折’，不断在人生中受到挫折而崩溃；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是我们的教养很想流传给自己的子女，就像我很想跟我的子女讲道理，他们都不听，我怎么教他们就怎么躲，但是这种逃离我的状态，我身上也有，我父亲要教我我也不学……这个逃就变成一代一代传承的隔离，作为写作者我还可以给出三到五个逃的含义，但是干嘛要剥夺读者的乐趣呢？慢慢看，你会看到很多个层次的逃亡，到最后逃具有很积极的效益，到最后逃不是为了压迫和掠夺，而是要让出一个距离去产生新的世界观。”

“逃”的话题，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同为台湾知名作家的龙应台，她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用一种悲戚的笔调写颠沛流离、生死离别，同样是“逃”，这其中是否有着某种隐喻，张大春却急着将两种“逃”撇清。“我从来不认为逃是负面的东西，中国的思想史最早推崇逃的是巢父和许由，《庄子》和《史记》里面推崇逃的也完全是正面的，不是逃避责任，而是所有不容我去思考的公共价值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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