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如权力决策层核心的“五大”——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领侍卫内大臣(上三旗各二人)、议政大臣(满洲贵族)、大学士和军机大臣(雍正设),主要是满洲贵族。如大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年)到二十七年(1688年),满洲大学士中除觉罗勒德洪外,全是满洲正黄旗。康熙朝大学士48人,其中满洲22人,汉军4人,汉人22人,旗人占55%,汉人占45%。康熙朝12位河道总督,旗人占了10位。
其二,在经济上,旗人生计问题。八旗群体生计由国家包下来,旗人缺乏创业与谋生的机制,从而腐蚀了整个八旗群体。
其三,在社会上,旗民矛盾难题。旗人与民人、满洲贵族与汉族平民,分城居住,同罪不同罚,同刑不同法,享有特权,终世不变。
康熙帝对八旗制度缺乏原创性的改革和创新(八旗制度是他碰到的极少无法从前人那里学习解决方案的问题之一),只是解决了一些枝节问题。八旗贵族集团在清政权巩固之后,其保守性大于进取性,顽固性大于创新性,安逸性大于勤奋性,寄生性大于谋生性,因此,这是一个拒绝分割部分利益给平民的集团,拒绝改革的保守集团。
旗民矛盾,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清朝的死结。要进行八旗制度改革,根本一点就是割掉一部分旗人利益,特别是满洲贵族的利益,分给民人。孙中山先生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将旗民矛盾提到了政治高度。
这个难题,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并不突出;顺治时期,已经突出,但顺治帝年轻、在位时间短,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康熙帝不同,他在位时间长、政治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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