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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