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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