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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诗是中国国学的载体之一。经学离不开对诗学的研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里的“礼”，要与《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礼”相区别。礼、乐、射、御、书、数，大体是个技艺方法的问题，这当然也是国学的很重要的方法问题。刚才你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唐诗、宋诗、元诗、明诗、清诗，他们各有特色，各有发展。我想，这是国学的无尽藏，是非常博大的领域。很多大学者的集子，很多都有诗和文，不一定光是研究一个小学和经学的问题，诗本来就是“五经”之一。
刘梦溪：《诗经》里的诗，和后来的文人诗歌写作，不能同日而语。《诗经》经过孔子的删订，温柔敦厚思无邪，有大公大德存在。中国过去的大学者的文集，一般都是把“学”，比如解《易》，解《语》、《孟》，研究《诗经》的传注什么的，放在文集的前头，末编才是自己的诗文。过去很少有大学者不会写诗的，这是中国学问的一个传统。当然有的写得好，也有写得不够好。但是诗文和“学”的轻重不一样。他们一般都不把诗文看成“学”。
作为“六经”之一的《诗经》，跟后来文人雅士写的诗，是不同的概念。《诗经》是中国人文的源头，它的博大渊雅，是后来任何一个单独个人无法达到的。《诗》三百篇，已经成“经”了。它不仅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也是中国学术的基本经典。不管是李白和杜甫的诗，还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的诗，它们都不能叫“经”。区别就在这里。《诗经》所以被称为“经”，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礼仪德范、精神价值在里面，是可以作为中国人修身的教材的。古人蒙学开始，一般先念《诗经》，绝不是先念唐诗、宋诗。即使到了明朝清朝，发蒙的时候，也是先念《诗经》。先念苏东坡的诗，是要挨打的。李白、杜甫、苏东坡，词曲，白话小说，是自己偷偷念的书。《诗经》进入了学校教育，李白、苏东坡不能。《诗经》与后来的学者文人写的诗，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彼此的地位价值不一样。《诗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渊薮，是诗学的源头。我们不能说，杜甫、李白是中国文化的渊薮。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流裔。诸子百家、四部的学问，都是“六经”的流裔，诗文更是流裔的流裔了。
范曾：我同意你刚才讲的，有些东西，是恒居不变的。这恒居不变是用什么来衡量呢？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恒居不变是以我们人的生命的长度来衡量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说，我心头忽然升腾起两个词：道德和星空。道德，不会因为时代变化而变化。2500年前坏人的“坏”，和现在的“坏”无不同。2500年前，如何才是尊师重道，现在也一样。这是恒居不变的。康德另外有句名言，“本体什么也没发生”。为什么本体什么也没发生？本体是以几十亿年、几百亿年的长度来衡量的，以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来看，的确，本体什么也没发生。康德是大科学家，他也感到，有些东西是恒居不变的，比如道德。对诗学的问题，我们各持己见，你保持你的，我保持我的。我非常赞同你对道德理性的看法。
本文是作者一次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双周学术座谈会上的谈话。范曾先生在场，他对诗学是否包涵在国学的范围之内讲了重要意见。谈话由本所学术秘书廖齐先生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经作者校订，载2011年3月6日《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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