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延续,还有来自舆论以及自己心灵的压力,都表明生存之难。吴伟业仕清后,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巨大舆论压力,即使部分友人同乡也对其出仕颇有微词,吴伟业从此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而无法自拔。吴伟业希望身后以“诗人”自居,就是要模糊易代所带来的政治归属的差异性,为身后寻求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再如松江士人宋征舆,在晚明为云间派的代表,与陈子龙、李雯并称为“云间三子”。然而易代后,陈子龙为复明的事业而逝,宋征舆却科名高中。友人已逝,如何化解心中的焦虑?宋征舆以“文人”的身份为陈子龙等同郡名士立祠,并写下史诗般的《同郡五君咏》。五人中既有晚明先贤大儒,亦有抗清之士,也有为尽孝而不得已仕清之士。清初士人的吟咏,一方面是对已故者的追思,以此解怀;另一方面则在评定同郡士人易代之际的表现时,重塑他们认可的地方乡贤,以确立一个重建秩序的规范,为自己的出仕得一个合理的诠释。易代虽造成了士人政治归属的差异,然而五人皆有文名。能贯穿调和易代之间差异的可能还是“文人”身份,以“文人”身份认同来代替政治上的偏见、道德上的臧否。同时以文人身份自处,希望身后仍当以文人来论,以避免政治归属上的定性,弥补与已逝友人的鸿沟。通过对明代地方乡贤与易代之际的地方名士一起吟咏,将忠的内涵和践行的方式丰富化与多样化,从而将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转换为文人之间的学术和文化问题,运用自己熟悉的文化方式和包容的态度,有效消解了自身对易代问题的焦虑。
对于朝代更替,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言论,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际,新旧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抗清士人的自我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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