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教授说：“当政权转换时，个人到底要为自己争得千载声名，还是要为子孙铺下平坦仕途，的确是一大抉择。选择降清者多，当遗民者少，因为士绅在家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就是说，本人可以对新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并以此为自己争得名节，但却要倾其所有地鼓励自己的子弟读书应试，然后在新王朝出仕入相，从而光宗耀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是为了家族的生存和延续。如果再进一步问的话，那就是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那些士大夫是把国看得比家更重要，还是把家族亦即世家的延续，看得比国更重要呢？这已经触及到中国历史中某些很深层的东西了。

    这个提问的直接结果，是使得处于“国”与具体的“个人”之间的、以往被忽略的“家族”被凸显。我认为，这正是本书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之一。

    赖教授近年来更关注的问题是清乾隆朝的内务府，已问世的多篇论文都与内务府的财政有关，是以往治清史者不愿碰或不敢碰的内容。至于不敢碰的原因，主要是相关史料为数甚巨却十分庞杂琐碎，若想掌握需要具备两个功底，一是清代制度史的功底，一是涉及财政，便要有经济史的功底。但具备了此等功力者却来做这个并不被学界重视和看好的“内务府”，又会被视为事倍功半，颇不值得。因为根据一般了解，内务府这个题目又小又偏，孰不见国家编纂清史，根本就没专门为内务府立项么。

    但赖教授却不计得失，知难而上，十余年间不畏寒暑，矻矻埋首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浩繁档案中间。她的内务府研究，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坚实的档案基础之上，也因而能够发人所未发，而且一旦有所发，便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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