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社会化是历史知识由生产者向社会大众传播，并为社会大众所选择与接受，从而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它在史学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历史研究得以走出象牙塔，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建立起联系，既可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可以为史学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可惜的是，史学社会化的道路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将史学社会化视为一种不入流的非学术行为，对此不屑一顾。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对史学的需求却难以满足，各种伪史学纷纷登场，哗众取宠，使人真伪难辨。这种情况说明，史学社会化作为一个紧迫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在史学社会化过程中，过于强调史学的致用价值会不会妨碍求真，甚至以“用”害“真”

　　史学的致用价值实质上就是史学的社会化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和史家都非常重视史学的社会化。中国古代史学被称为“鉴戒史学”，素有经世致用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求真与致用本来就是统一的。孔子修《春秋》，固然强调“信则传信，疑则传疑”、“书法不隐”的求真原则，但其主要目的却在于通过呈现和评价历史，为现实社会树立秩序与规范的参照，“使乱臣贼子惧”。对孔子来说，求真是基础，致用是目的，真与用是统一的。司马迁作《史记》，被称为“实录”，同时，司马迁宣称，他的“实录”主要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使后人通过认识历史而认识现实、规划未来。这实际上是对孔子《春秋》之旨的继承与升华。而班固的史学思想具有明确的皇朝意识和正统意识，他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对司马迁多有批评，其“以史立法”的意图显而易见。孔子、司马迁和班固对后世史家的垂范作用非常大，后世史家常以经世致用为自己的史学追求，如杜佑纂《通典》以“施有政”，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求“资治”，皆为此类。不过，此时史学社会化的对象与范围，大多不出于贵族阶层和知识阶层，还表现出比较大的局限性。唐宋以后，教育的发展，俗文学的活跃，尤其是印刷术的改进，使文化的普及与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与需求，史学社会化具备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终于迎来了大发展的时期。延及明清，史学走向社会深层的趋势已很清楚，史学社会化的对象与范围较之以前大大扩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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