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乾隆朝惩办贪污案件的题目，颇受清史学界的关注，相关论文连篇累牍，但多属就事论事，甚至赞扬乾隆帝惩贪决心之大、手段之果断的论述也时有所闻。看来，以单纯政治史的方法，有时候很难透过现象看穿本质，达到此文所展现出来的高度。

    此书的可论之处还有许多，譬如在第六章中，作者以纽祜禄氏和吉林他塔喇氏的人口资料为据，讨论这两个居住于不同地域的满洲家族在生育率、死亡率、人口成长等方面的区别，是满族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而她在此文中对于清廷提倡“国语骑射”的解释，认为这是隔绝满人与汉人结党的机会，是乾隆帝巧妙利用文字狱打击满党势力，而让满党臣服于君主权威之下的措施，也是一个较少被人阐述过的角度。再如最后一章是根据内务府管领下人丁户口册的记录，对清朝后半期“辛者库”家户形态的分析，已经直接进入到在满族史研究中最难攻破的空白领域。虽然推论中尚有可商榷之处，但作为一种大胆而又卓有见地的尝试，对于推动学界对内务府问题的重视和深入研究，还是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列举了。

    赖惠敏教授的撰述风格一如其人，朴实、沉稳，她将社会史的理念与模式隐而不显地渗入于平实的叙述分析中间。它吿诉我们，社会史的做法本无固定套路，既不是非要戴上某顶理论的帽子，也不是非要效法人类学去做田野。社会史说到底仍然是“史”，重在史料的开拓和厚实，重在分析的鞭辟入里和发人所未发。事实上，无论国内外以及台湾，绝大多数成功的社会史著作，也都是这样的。

    赖教授有关满洲家族和内务府问题的研究，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凭借她对档案史料深厚的积累之功，凭借她对相关专业多年的潜心钻研，我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精彩、更宏大的丰硕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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