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忙答是，他从座位边抽过来一张纸，写上我的姓名情况等等，盖上章，嘱我去校长办公室。

　　定睛一看，这张纸原来还是个换章申请。

　　到了依然没有校长的校长办公室，一个依然面无表情的中年女老师将纸头端详来端详去，端详得我心里发毛，生怕又有哪里填错了盖错了。

　　还好没事，她把纸头插在一边的钢针上，钢针上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叠同样的申请。又拿起手边的章，郑重地在印泥上压了又压，对准我的结项表按了下去。

　　这一按，圆满了，说到底，前面那么多换来换去就是为了这个“xx大学”字样的鲜红的章，我重重地吐了口气。

　　走出行政楼大门，路旁的桃花已开始吐蕊，不知不觉春天已经到了。

　　回想当初申请时，绞尽脑汁地想一个吸引人的题目，把计划书写得有创新性、实用性、前瞻性，好像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类文明就遭受了巨大损失；之后，每年一份进展报告，每年一份经费执行情况表，每年整理所有项目文章，每年都是厚厚一摞材料，拿着材料跑学校的各个衙门成为常态。随着世博会的结束，敲章、集章、换章并没有从此远离我的视线，“章”这个东西已经与我的科研、生活紧密相连，不时就需要拿出来演练一番；你怨，或者你怒，章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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