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根源，是我国尚未建立大学校长职业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同时也缺乏对大学校长履行职务的有效保障制度。”徐显明说，大学校长在住房、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无法与党政领导干部相比；在薪金上的保障，又无法与企业家相比，中国大学校长的岗位，基本是个“奉献”岗位。因此，相当一部分校长感觉校长岗位是无法让自己终身引为自豪的，而唯有保持学术的不间断，才可在不任校长后仍有立身之本。这就是中国大学校长无法在校长的岗位上专心致志做管理，难以成为职业教育家的制度原因。因为，与大学管理相比，他们觉得在实验室里取得的成就更加荣耀。

    有专家指出，高校官学不分的根源在于体制不健全，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并不能解决高校行政化带来的所有问题。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认为，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要使教授治学的权力落到实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校长在不在学术委员会里，机制不健全，校长不在学术委员会里也一样会干预学术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我认为，现在很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一年也开不了几次会，而且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及行政领导的要求下才开会，并不是作为学校独立的决策机构在履行权力。”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同时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普遍现象。徐显明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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