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制度下，]得到空前加强，政权主要是处理内部问题，自然要“以霸王道杂之”，亦即恩威并用、儒法兼行。实则这时的“王”、“霸”含义已经有别于孔、孟、荀，转指内政了。

3.宋儒先是惩于五代时期道德沦丧，世风朽败，释氏流行，古学凋零，于是以道统自任，倡孔孟，探理、性，颂王道，正人心；继而陈亮一脉以国弱民贫、御侮无力为忧，故兴不弃利、欲、霸、器之说。其实两派不过各执一端，所以黄宗羲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但其实他是有些偏袒陈亮的，所以又说“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均见《龙川学案》按语）

4.今之世界犹如中国战国时期[注: 战国时期（前475年，一说前403年～前221年），或称战国时代，简称战国，是历史上秦统一中国前属于东周的一段历史时期。]之纷纷，与古不尽同者，霸权国家不仅凭借武力大倡“人权先于主权”、“反恐无国界”以及“单边主义”，以强推自己的价值观为旗帜，任意征伐弱小，而且极力推销现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工具理性，影响所及，促成了新兴国家在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侵蚀，加剧了文化断裂、社会撕裂、人心分裂。现在弘扬“王道”原旨，岂非恰逢其时！

其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人们先后都有过体现“王道”思想的宣示。

例如，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先生在九十年前就说过：“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武力便是霸道”（《国父全集》第一册，4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民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同上，第三册，538-540页）。“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个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这个民族才可以发达。”（同上，第一册，53页）他的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注: 大同市-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京包铁路、北同蒲铁路、大秦铁路的交点，北邻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大同市位于山西省北部大同盆地的中心，]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同上，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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