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谬论”这个词在我的语言库中，曾经是用得最多和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也是杂文家常回避[注: 回避通常指司法人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避不承担办理该案的任务,目的是防止徇私舞弊或发生偏见,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和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也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开嫌疑。]不了的一个词。谬论，也就是荒谬之说，同义词有胡说八道、一派胡言、错误言论等。我们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几乎是在一次又一次与各种“谬论”打交道的过程中，学习语言的魅力。

“谬论”是消灭论敌的常用词。这样文体十分强有力，曾经的批“胡风”集团，以后的“反右”、批判修正主义和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都反复使用这种文体，无往而不胜。比方某人说这么一句话：“我们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批判时会变成：“我们要向西方学习。”轻一点，批它是崇洋媚外的谬论，加一点份量变成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言论，再加一点鼓吹走资本主义云云。说实话，直到后来，等到我也享受这种待遇，我才彻底明白其中的奥秘。“文革”结束不久，一家杂志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把用非正常方式弄到的我的日记、信件加以编造，摘取片断句子重新组合，结果真的搞出了一个十几页的大批判文章。当时气得我写了一篇文章，形容此法是将一个人的脚气、痔疮、癞子全集中在脸上并百倍放大的办法。这种学习语言的过程，在消灭一个个假想的论敌之后，让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足：不会讲道理，却会不讲道理地让别人住口。

大概世界上不少国家民族都有一个向谬论开战的历史。有的还不仅是笔战舌战，真的用枪炮发言。对不同的信仰，对不同的宗教，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都曾冠之“谬论”及其它。社会进步了，发展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谬论”这个词的使用率低了，杀伤力也小了。各种宗教平等相处，不同信仰者和平[注: 和平通常指战争之间或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也用来形容人的不激动或安静。和平可以是自发性的，政治鼓动者可以避免过于激动；和平也可以是强制性的。]生活，这是文明进步的结果，认真追究一下其深层的理由，就是对互相矛盾互成“谬误”的事物，有一个宽容共存的胸怀。这个胸怀不是哪一个总统或首相的胸怀，是社会所有公民都形成共识的胸怀。

我们的社会还应该更宽容地对待“谬论”，因为它是伟大开拓者们必须享用的早餐。布鲁诺[注: 乔尔丹诺·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Bruno，1548-1600），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和哥白尼[注: 尼古拉·尼古拉?哥白尼（拉丁语名字：Nicolaus Copernicus，波兰语名字：Miko?aj Kopernik，]，在火刑和宗教法庭的阴影下，用新的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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