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修六号地铁线，原来的方案居然要穿过故宫，幸亏老先生们一直反对。对于北京这座老城来说，能有今天的保护成就，徐先生功不可没。”

徐苹芳先生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第五任所长，也是在夏鼐之后对考古所的发展重新进行了重要规划的所长。身为第八任所长的王巍说，集合全国力[注: 国力 拼音： 解释： 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具备的实力：增强～丨～强大。-guoli]量正在进行的文明探源工程正是当年徐先生为考古所制定的重大课题之一。在上个世纪，他就能高屋建瓴地提出“文明起源课题”，显示了他卓越的学术见识。而中外合作进行考古、中外合作进行学术研讨也是由徐先生开风气之先。

如果说徐先生是带着遗憾离开的，那一定是因为学风——他在起草考古学科的“十二五”规划时，坚持要将这段话加进去：伴随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考古机构普遍面临着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田野考古工作量剧增、压力过大的困境，自主开展的科研被迫[注: 被迫 拼音： 解释： 1. 受外界迫使。如：敌人被迫放下武器。-beipo]压缩为最小乃至于无……原本具有普及教育、提升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作用的学术成果经常被错位绑架到为发展经济服务的轨道上来，从而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

他本是一个谦谦君子，有着从容的淡泊，可是因为急学科发展之所急，急文化遗产[注: 文化遗产，中文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保护之所急，他又是那样的忧伤，那样的焦虑……

斯人已远去，犹存掷地声。（本报记者 杨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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