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未过“保路”关

    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经过历次战争洗礼、列强的欺凌、沸腾的民怨、革命党人的起义以及立宪派的改革驱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由晚清上层推动的新政改革的真诚，但问题是，改革的最终结果为什么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

    原因有二。其一，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政权出现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王朝失去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物”，“失去了维系这个解体的国家的强手。”摄政王载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书有富贵，无事小神仙”，这是载沣写过的一副对联，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其胞弟载涛这样评价他：“遇争优柔寡断”，“做一个承平[注: 语出:《汉书·食货志上》：“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鉅万，而贫弱俞困。” 唐 鲍防 《杂感》诗：“ 汉 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决难胜任”。就是这个载沣，唯恐大权旁落，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将他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殊不知，这些年轻人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并不能效忠帝国，甚至在成为军方高级将领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已经接受了孙中山[注: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866年11月12日出生。]的革命排满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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