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国家对多元化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应对态势，决定于政策决定者的立场、理念和对时局的认识，并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明朝的国家决策主要依靠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同时，明朝也是继两宋之后又一个以汉族官员为基本构成的朝代。这就造成了明朝决策集团和执行集团成份和理念的单一化，来自于传统农业地区的官员成为主体，来自江南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官员越来越多地掌握着话语权。由他们构成的明朝决策层难以制定出保护发展海外贸易、边境贸易、矿业生产及灵活的国家财政政策，也无法制定出对非农业区、边疆地区、海疆地区、少数民族[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指得是多民族国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以外的民族。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共有５６个。]地区的保护政策。当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为争得更多的政治、经济份额欢欣鼓舞[注: 鼓舞是苗族的一种民间舞蹈。苗族“鼓舞”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有关苗族击鼓歌舞的文字记载，较早的可见于唐代。鼓舞的表演形式，]时，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却在悄然改变国家最终命运。

    其四，社会的多元化推动着社会舆论的多元化，国家的舆论引导机制难以建立，政府的影响力日渐消退。成化、弘治以后，也就是随着文化成为社会价值标准，思想家、文学家，以及小说、戏曲、歌谣等形形色色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和形式，并引导着社会思潮。但是，他们是可以不对后果承担责任的。顾宪成和王锡爵[注: 王锡爵（1534～1614）字元驭，号荆石，南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太仓历史上官位最高的一品大员。万历十二年至十八年（1584～1600）任文渊阁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二年五月 （1593～]关于“庙堂是非”和“天下是非”的讨论，集中反映了在多元化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除了动用暴力，明朝政府对来自多元化舆论的挑战完全没有应对办法，直接导致了信任危机和社会涣散。

    明代多元化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教训给后世提供了有益借鉴。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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