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身在四川的顾颉刚也获悉了姚名达的消息，并在日记中写道：“姚名达君，昨报载其任中正[注: 任中正，字庆之，曹州济阴人。父载，右拾遗。中正进士及第，为池州推官。历大理评事、通判邵州，改太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学士钱若水荐，迁秘书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大学战地服务团长，遂为敌杀，可惜可惜！因作函与其夫人巴怡南唁之。”根据顾颉刚的日记记载，顾、姚之间的交往开始于1925年。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当顾颉刚在日记中整理一年来的文章与交际时，他其实并不确定来自江西的姚名达，到底是新建人，还是兴国人。一年之后的12月13日，顾颉刚在厦门国学研究院“校姚名达君许真君故事等二文”，并将此二文先后发表于次年出版的《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其中的《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邹忌的三段[注: 三段 拼音： 解释： 1.犹言三节，三块。 2.指三段论式。-sanduan]话》一文，还被顾颉刚选入了《古史辨》第二卷。1939年，顾颉刚受邀前往成都[注: 成都市-成都市，简称“蓉”，别称“锦城”、“锦官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四川省的省会，中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主持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次年出版半月刊《责善》，登载师生平时读书之笔记。在该刊5月16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五期上，刊登了顾颉刚一篇《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的考证文章。6月9日，已经任职江西中正大学的姚名达写了一封长函，讨论梁山与韩原[注: 春秋地名。周襄王八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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