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经典作品的判断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不会 绝 对一致，一定 是 建构在当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上的，对经典的解读也一定会受到现实的立场和看法的影响。一部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既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结晶，同时也因为它可以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提供更大的解读空间。于丹用了大量生活中的例子和自己的感悟来解读《论语》，用一种令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对公众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焦虑的问题给出答案，进行心理纾解，让电视观众和普通读者爱听爱看，迎合了普通读者消费经典的需求，这是于丹热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时，普通观众和读者从中受到启发，进而对经典作品产生兴趣，不见得是坏事，关注经典总比不关注好。
　　那么，对于于丹和易中天们把经典弄小了、弄歪了的忧虑又该怎么看呢？刘兵认为，对于《论语》，目前有三种读法——学者读《论语》、于丹读《论语》、普通读者读《论语》。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治学方法。所谓“我注六经”，就是根据其他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提供的知识来注经典，力求追寻作品的原始意义，不望文生义，也牵强穿凿。这种注释经书的工作，最见学术功底，也最能体现一个学者的学术视野。直到今天，为古籍作注，仍被视作古典文学研究的“见功力”行为。一部有价值的注本，比所谓的一部部“专著”，也更能引起同行的敬重。所谓“六经注我”，就是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上，做更深入的研究，融会其他领域的知识，对原著加以引申、发挥，提出建设性的学术观点，建立新的思想体系。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就可以看作是“六经注我”的成功实践。上个世纪胡适曾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治学目标，实际上就是在 “我注六经”的基础上，进行对经典的现实性解读，也就是“再造文明”。
　　的确，记者找到了于丹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解释。正如她所说，“‘我注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皓首而穷经，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种境界叫做‘六经注我’，真正好的学习是融会了所有的典籍以后，用它来诠释自己的生命。 ”她把后一种方式置于前者之上，这可能也是受到学界颇多批评的原因所在吧？
　　刘兵说，于丹受欢迎，并不代表于丹的说法就是对《论语》唯一的或者说唯一正确的解读。普通读者如果不赞同她说的，可以看看其他学者是怎么说的，或者从原著中自己找到答案。学者如果不满意这种现象，也有责任把你认为对的说法，以观众愿意听、读者愿意接受的方式说出来，用相对宽容的心态，做出自己的努力。
　　休闲式的阅读可以存在
　　前一阶段，关于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是一大新闻，而《鬼吹灯》这本小说带来的盗墓小说热也是个话题。恰在此前后，刘兵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大学教授真的能买〈鬼吹灯〉吗？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