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北大中文系总共招收了两名博士生，除了原本就是北大教师的温儒敏，剩下的就是我了。那时候，博士生宿舍三人一屋，开始我和学国际政治、学有机化学的同住，后又改为与治中国史、治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史的为伍。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聊天，不能不“跨学科”。比起日后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互相提携，合作无间，我们那一届博士生，因同一领域人烟稀少[注: 人烟稀少 拼音： 解释： 人烟：指住户。指住户少。-renyanxishao]，普遍养成与其他学科对话的习惯。记得1985年秋冬，我和钱理群、黄子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发表，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北大研究生会曾专门组织讨论，与会的包括文科各系的博士生，甚至还有理科的朋友。这种对新事物保持强烈的好奇心，除自家园地外，也关注其他学科的进展，在触类旁通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与今日博士生教育的过于强调专业化，形成鲜明对比。以我有限的观察，那一届博士生普遍读书认真，视野开阔，但学术训练相对薄弱。这一局面的形成，与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无联系，也与博士学位制度刚刚建立，各项规章制度不太健全有关。举个例子，我的博士论文已经写完，正准备举行答辩，忽然下来一个新规定：必须先通过博士资格考试，而后才能正式进入论文写作。我们苦笑一声，只好便宜行事，两步并做一步走。

    制度不太健全，对于博士生来说，有好也有坏：学术训练不足，这是缺点；但自由活动的空间很大，则很值得怀念。那一代人的擅长独立思考，保持开阔的胸襟与视野，很大程度上是被逼出来的。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清代学术概论》在说到“启蒙期”学术特点时，有这么一段话：“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80年代的中国学术，包括创始期的博士教育，某种程度上可作如是观。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我读博士，从来没有正正经经地上过专业课。除了必不可少的第一外语和第二外语，我的主要任务是读书、思考，每周与导师王瑶先生进行一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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