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三国手门下教得出大国手。”为什么?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大国手”所具有的无边法力与无上威严,成了其“门下”自我表达以及突围的巨大障碍;而“二国手”、“三国手”的“门下”,精神负担小,放得开,故反而可能有大发展。对于真心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者来说,戴震的这句话值得仔细咀嚼。
刚博士毕业那阵子,偶有争议,常被人讥笑:还博士呢,连这都不懂!其实,这是将西方追求专精的学术精神,与传统中国的博雅趣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相混淆。同样名为“博士”,作为学位的Ph.D.或Litt.D.,与古代中国学官不可同日而语(尽管现在的官场上,高学历成了晋升的重要条件);可也不太像博通古今之人或专精某一门特殊技艺的(如茶博士)。一定要比,只能说是后两者的综合。当然,那是指理想的状态。
我所理解的“读博”,除了现实层面的获得学位外,应该还有另外两重意义,一是读书的心境,一是读书的技术。这里所说的“读书”,包括阅读、思考、探究、写作等,接近今人所理解的“治学”。晋人陶渊明[注: 陶渊明(约376~427),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人多以为是自嘲;其实,这是一种很高的读书境界。所谓“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显示其读书之乐。不强作解人,不过度诠释,不为了职称而著述,这样的读书,方才能得其三昧。今人则相反,未曾耕耘,先问收获,落实到具体操作过程,便是“不读书,好求甚解”。如何兼及博雅与专精,既保留读书之乐趣,又希望对学术有所推进,我想,最佳状态是:“好读书,求甚解。”后者指向职业,前者指向志趣。
在重视学历的现代社会里,读书与职业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大学里,只讲修心养性固然不行,可变成单纯的职业训练,也未免可惜。理想的博士生训练,不只是习得精湛的“专业技能”,更包括养成高远的“学术志向”与醇厚的“读书趣味”——这也是我对北大格外感激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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