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也许是搞国学的人太多了，其中确有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另一是GDP快速增长后激发出的盲目自大。我认为，如果不能对世界其他文明成果发自内心地赞美，不能对别人的伟大与优秀感同身受，那么，这就是伪国学，并非真国学。

北京晨报：为什么国学变味了呢？

方朝晖：这与学科限制有关，目前搞国学的多是哲学专业背景，将国学单纯地理[注: 地理（Geography）是研究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中各种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地理”一词最早见于中国《易经》。]解为哲学，总在寻找概念和解释概念，可国学哪有那么多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还能解释出什么新花样？人类任何传统应源自深厚的生活基础，而非概念建构起来的，如果陶醉在几个概念中，就会在情绪上与西方文化对立，甚至歧视和妖魔化对方。在今天，国学应坚持两点：首先，它不是单一学科，应充分吸纳现代科学的成果，第二，任何一种传统思想都不是形而上学，应结合其具体的历史土壤、文化环境。

信仰不需要科学来证明

北京晨报：可您这么一说，国学概念就太宽了，那么国学岂不成了一切？学它的意义何在？

方朝晖：还是举例来说吧，我上大学时也读典籍[注: 泛指古今图书。 汉荀悦《汉纪·成帝纪》：“光禄大夫 刘向 校中秘书，謁者 陈农 ，使使求遗书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 开元 中，定四部目録，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但只是把它当成知识，到1990年代中期，个人信仰出现危机，便重新读国学，这时就换了一种心态，不再把经典当成功利的研究对象，学它是为了实践，而不是为了写书。读的方法不一样，收获也就不一样，心灵渐渐有了滋润感，生命深处得到感动。信仰与知识不同，作为人，我们不可能靠知识活着，必须依靠信仰，信仰是科学无法证明的，但不能因此否定它的价值。儒家也是如此，它不是知识体系，而是精神价值传统，只有进入它，你才能真正理解它。

北京晨报：您不会说“信则灵”吧？

方朝晖：是存在这个问题，信仰有时会让人无法自拔，从而丧失了批判性，不自觉地为它辩护，所以我们既要接受精神传统，同时也要理性思考，两者并行不悖。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源自工具理性，可人家并不是完全的工具理性，在欧洲，一个三五百人的社区就会有一座教堂，信仰并没被科学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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