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各方面的先进分子必须要在新的世界背景、新的世界语境下处理这样一种传统与近代的观念紧张：西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传统中国的“天下—四夷”观念，或具体说，早已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积淀为传统的民族观和西方单一民族国家[注: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的政治观念，两者之间如何调适？事实证明，这个问题让当时的人们颇费周折，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混乱。

    其次，面对一个腐败的清政权，利用明清之际抗清反满的历史记忆资源，鼓吹“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宣传手段和策略。但是这种民族主义的革命宣传和策略却是一把双刃剑：在鼓动起民族革命激情的同时，也大大伤及中华民族的整体统一。于是调适、统一，解决民族革命与中华民族整体崛起的问题，便成为人们思考历史与现实时不得不面临的难题。

    第三，同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主义的单一任务相比，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面临着双重使命：救亡和启蒙都很紧迫。如何让中华民族在获得独立、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同时，使中国从此走上现代化，使国人获得民主自由，从而平等地生活，也是一个颇费思量的问题。因为在这强国梦想的背后，不仅包含着对民族前途的忧患和危机意识，而且还有着对“西方”世界的爱恨交加，并由此导引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评估及其未来命脉的思虑，从而呈现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注: 保守主义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路线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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