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施令而广大人民则“万马齐喑”的局面。邹容在《革命军》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而康有为也认为在那样的制度下,“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康有为:《大同书》),是只有“臣民”,而没有“人民”的社会。所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几十年间,中国思想界一直奔涌着一股滚滚的历史潮流,那就是人民觉醒的潮流。
觉悟到专制主义[注: 专制主义: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权至行使行政权,财权,军权等-zhuanzhizhuyi]压迫的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梁启超:《新民说》)他们向维护这种制度的“三纲”发起攻击,宣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统统是伪道德,是“奴隶之木本水源”。而自由平等博爱,才是“根于心理的天然之道德”。如果说专制制度是用暴政强制扼杀人的本性,那么“三纲”则是以精神力量来否定人。辱莫大于心奴,这是觉醒者所不可容忍的。从谭嗣同[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其代表作《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冲决罗网”的呐喊,到陈天华“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的檄文,再到秋瑾“家庭革命”、“女界革命”的倡言,他们把批判的投枪集中对准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影响,为辛亥革命制造了舆论,也弘扬了一种在专制制度下从未有过的追求人权的精神。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专制统治者勾结帝国主义[注: 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级和最后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列强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尖锐批评“昏昏沉沉而不之醒”的“奴隶根性”的精神状态。他们宣称:人,生来是自由平等的,无尊卑贵贱之分,皆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是国民自己的,是为国民服务的机关,靠国民来监督和保卫。他们指出,奴隶主义在中国集中表现为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与合群、群治的公德,缺乏民主国家的观念与权利、义务思想。“自秦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无从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孙中山:《支那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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