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施压等手段，胁迫另外一方（或多方）签署的条约。]体系强加于中国身上的时候，那种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的传统爱国思想的局限便突显出来。

 

    在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中，将爱国情怀与推翻清朝统治的行动一致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在酝酿革命的初期，革命派“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主张是“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但是，在认识到各民族已经历史地形成了大中华民族的格局，而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列强环视下的险恶国际环境中的时候，革命派提出了“仇一姓不仇一族”的口号，把国家主义区分为“心理的”与“法理的”，认为“自法理上言国家主义，则爱国家者非意识的活动，而机械的活动也”。“所谓国家主义者，当以心理的国家为基础以立说，不当以法理的国家为基础而立说”（朱执信：《心理的国家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他们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确的阐述。因此，不能认为革命派仅以“反满”为唯一的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

 

    辛亥革命中迸发出来的近代爱国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认识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上。辛亥时代的爱国者，强调“自国之人，无不爱其自国之学”，主张“国魂者，原于国学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他们反对固守旧规的顽固派，但是并不同意全盘欧化，特别警惕西方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同时，辛亥时代的爱国者们声明，其所谓国粹绝非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君学”，而是如顾炎武[注: 中国明末清初学者和地理学家。平生学风严谨,学识渊博,著作甚多；在地理学、历史学、哲学、经学、音韵学等各方面都有重要成就。]、黄宗羲[注: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浙江宁波余姚明伟乡黄竹浦（今黄埠镇）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王船山等在野之士“本其爱国之忧，而为经世之业”留给后世的为帝王所不喜的学问。那是闪耀着爱国和民主精神的学问，是“以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惜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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