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末的孔教改革主张截然不同，后起的革命派知识分子则主张实行“孔丘革命”。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孔子学说只是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种，不足以永远代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即所谓“中国之学，上有老、墨，下有百家，非独为孔子，则孔子无代表之实也明甚。假曰代表，乃代表其一时，非代表于永世。”分析古代中国“思想滞阂不进，学术陵迟”的原因，他们认为，其根源在于孔子学说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有鉴于此，他们坚决反对独尊孔子，指出：“孔子之圣，圣于昔时，亦既往矣。我尊之，于孔子无加；我不尊之，于孔子无损。吾何必不求于今之时，而甘奴于千载上之陈死人，以沮我未来一般事业之大发达哉！” 此外，他们坚信孔子思想是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认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因此，为了使国人在思想上获得幸福和自由，他们提倡“孔丘革命”，指出：“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之革命。”

革命派知识分子主张实行“孔丘革命”，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人们开始对儒家道德信条和价值观念发生怀疑时，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此时也走到了尽头。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帝制宣布解体，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民国建立伊始，国人欣喜若狂，憧憬安定生活到来。但是，伴随着袁世凯、张勋步步走向复辟，人们日趋失望。由于袁世凯、张勋，以及拥护复辟的康有为，在民国初期都极力主张尊孔，以至于出现举国祀孔祭天、小学生人人读经的奇怪现象。因此，伴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人们开始反思孔子与帝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而１９１６年底至１９１７年２月，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多次向国会请愿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则进一步加剧了知识界对孔教的反思和反感。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阵地的《新青年》，自１９１６年２月连载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以及之后又陆续刊载陈独秀的《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文学革命论》；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注: 专制主义: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权至行使行政权,财权,军权等-zhuanzhizhuyi]之根据论》、《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等文，实际上揭开了民国初年对孔教批判的序幕。于是，更大规模的评孔思潮在思想文化界展开。新文化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孔教虽然有其价值，但其本身并不是宗教，并且在很多方面与共和政治和现代生活相抵触，因此，不应该独尊孔子，不应该定孔教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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