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包铭新看来，中国的“国服”用任何一种已有的形式都不能全权代表，“中国的国服既要用中国服饰元素标志中国人的国籍和身份，还要按照不同场合、时间、对象分类穿着”。

刘晓刚表示，设计“国服”，首先要让设计元素经得起考证，从传统服装和民族文化中提炼元素，尊重多民族文化习俗。

“用一种服装来代表难度很大，一定是一种系列。”刘晓刚还建议，为了使“国服”适应不同的礼仪场合和气候变化的需要，可尝试建立系统化“国服”款式库，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吸纳大家公认的元素。

推动建立服饰制度

“国服既要继承，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也要随着时代的变化，符合当下人们的穿衣习惯。”

卞向阳指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服装经历了一个西式服装再普及的过程，如今大家又在讨论回归于中式服装的再创造和中国元素的再运用，更多表现在内在的精致、讲究的穿衣风格和服饰礼仪观。他认为，中山装、旗袍，唐装，甚至古代服装都可以被吸纳入“国服”的设计。

卞向阳还呼吁推进服饰制度建立，他认为，1912年和1929年，都曾颁布过服饰制度，服饰制度对服饰的款式、穿着的方法、穿着的场合等等，都作出书面的规定，比如，1912年的《民国服制条例》，对于西式礼服、长袍马褂都作出规定。

“中国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到现在，可以讲点服饰制度了，通过服装，由内到外，把国人的修养体现出来。”

（李雪林 邱登梅 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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