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不少活动中，主办方介绍到资中筠时，常常要提及她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翻译”，好像这样就算是抬高身价，是一种恭维。这是资中筠本人最不喜欢的。在她看来，“我是做过这方面工作，但不是我主要的工作，一个人的身价不会随着他为之服务的人的身份而提高，我追求的是自己独立做出的贡献”。

资中筠在自身的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之外，还曾翻译过不少国外名家的作品，如巴尔扎克的《公务员》、薇拉·凯瑟的《啊，拓荒者！》、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等。在诸多译作之中，一本她本人看来的“休闲小书”，甚至在履历表中从来都不列入“著译作”的书，却给她带来了相当高的外界关注度，曾令她颇为“心里不平衡”。

这本书就是《廊桥遗梦》。

当时《廊桥遗梦》出版时，热度出人预料，与此同时，资中筠花费多年写就的“正业”著作的命运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她几乎不愿承认自己是译者，拒绝接受所有媒体的采访。事后，她解释说，“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是译者，是因为它太热了，而我不愿以此出名。我做了那么多工作，哪本书都比这本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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