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曾国藩在保定[注: 保定市-保定市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市民崇尚文化，文化底蕴比较丰厚。保定市位于河北省中部，距北京市中心140公里，是首都北京的重要卫星城，与京、津两市呈三足鼎立之势。]署衙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曾国藩已进入60岁，在这一年，他的肝病日益严重，右眼已经完全失明，身体每况愈下。
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曾国藩1870年7月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接着释放了案件嫌疑人，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
曾国藩按照法国人的要求搜捕参加反洋教的民众，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于是接着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
曾国藩在天津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的动作，让参与斡旋的英国人、大清海关总办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而曾国藩办洋务出身，深知国家积弱多年，目前无任何资格跟列强叫板，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名誉去换个卖国贼的骂名，而保全国家的利益。事后，他在给慈禧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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