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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儒家梁漱溟（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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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10 12:02: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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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以哥伦比亚大学于1948年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后所做的工作最为典型。该项研究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历史计划，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在西方世界，甚至在中国，也很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评才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也总会无一例外地被归类为“保守派”，甚至被贬低到“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的那一类中，而和现今没有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在对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预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经过了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谈内容相较，我和梁漱溟间的访谈显得更为自然，这是很清楚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中占有相对大的分量。而我和梁漱溟的访谈内容，当时无意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的两次访谈，我的动机主要有两重。首先，我希望为我所著的梁漱溟传记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资料；其次，虽然梁先生当时健康情形颇佳，神志清明，但毕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尽可能保存他在漫长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贵经验。
但我当时无意对其进行编辑或入档收藏，而这正是一般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采行的模式。这些1984年的访谈资料历经二十余年仍未经誊写，尚保存于录音带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记手上保有这些录音带。直到最近，外研社请我将其整理出版。当我好不容易将这些录音带找出来后，发现其中有很多标签已脱落，不易辨明录制日期。我又一一仔细听过，才得以确定它们的录制顺序。现在，我提供这些与梁先生的录音访谈作为珍贵的“原版”历史文件，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为人所知道和保存，我也有意将其译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评论。在此，我要谢谢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使这些文件有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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