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武昌首义成功后，列宁极其兴奋地宣布：“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源泉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列宁选集》第2卷，第439页）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新生的中国》，《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5页）而孙中山则是一位在亚洲涌现出来的“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和“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注: 李慧珍，分别在1997年1月在北京和1997年5月在日本出道的，她的成名歌曲是《在等待》。1993年，她获温州市“金融杯”和一等奖“龙港杯”金奖及浙江省通俗歌曲大赛金奖。]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425页）。
实际上，孙中山当年也深受在日本流行的“大亚洲主义”的影响，有着一种复兴亚洲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政治抱负并不完全局限于中国国内。早在1897年，孙中山在日本首次会见宫崎滔天时，便向他倾诉了自己“为支那之苍生，为亚洲之黄种，为世界之人道”而兴起革命军的宏伟抱负。愈到晚年，孙中山所抱持的“大亚洲主义”愈为自觉与清醒，认识到“亚洲除日本而外，所有的弱小民族都是被强暴的压制，受种种痛苦，他们同病相怜，将来一定联合起来去抵抗强暴的国家。”（《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3页）孙中山这种在亚洲在国际上替弱小民族打抱不平的“济弱扶倾”的国际交往思想，不可能不对后继的革命者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从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周恩来[注: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的外交思想中，不难发现与孙中山类似的思想与实践。就连印尼前总统苏加诺也自称年轻时曾受到过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我的心从那个时候起，在三民主义的影响下，深深地树立了民族主义的思想”（《苏加诺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页）。
再次，从亚洲视角来反思辛亥革命，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辛亥革命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而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并且对今天亚洲各国如何和平共处、共建和谐亚洲亦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孙中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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