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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与文化：剪不断理还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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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27 14:25: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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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教学、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三者融为一体，无一例外地参与了书院教育这一冶炼工程，书院名副其实地成了他们向生徒们传道授业和弘扬学术的载体。其中以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最为突出。
朱熹自登进士第至告老的50年中，总计做官不过10年，其余则全为私人讲学，他是一个一辈子热衷于教育的大学者，一位践履笃实的教育家。他的教学实践场所几乎遍布宋口大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时间为最长，其循循善诱、孜孜不倦的精神令人钦佩。朱熹的“复性 ”教育作用论，“醇儒”人格模式的设想，“居敬”的道德教育论，“穷理”的知识教学论，以及“朱子读书法”都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至于陆九渊和王守仁，也都是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前者43岁来南康访朱，并登上白鹿洞书院的讲台，主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朱熹将此讲义刻于石碑，以警后世；44岁赴国子学讲《春秋》，其后一边为官，一边讲学。王守仁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曾建龙岗书院，主讲文明书院，并修复了濂溪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还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实施乡村教化工作。另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对后世也有深刻影响。
可以说，宋明理学的昌炽促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而书院教育的发展对于弘扬宋明理学，传播其思想和文化精髓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考据学派的复盛
清入关之初，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前明知识分子，不与新政权合作。为巩固政权，以武功取得中原的满人统治者急需大批文官来管理朝政，于是 他们笼络汉人，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对于名声较大的前明文人，他们多次“书征”，装扮成“礼贤下士”的面孔；对“山林隐逸”，他们特设“博学鸿词科[注: 博学宏词科简称词科，也称宏词或宏博。]”，以诱骗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朝政，其对书院“官学化”的管理也是基于此种指导思想。但最初努尔哈赤[注: 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城(后改称兴京，今中国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老城村)。]对明末知识分子深恶痛绝，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对俘虏中的知识分子，“尽行处死”。后来，对知识分子又爱又怕，想利用他们为政权服务又害怕其思想活跃危害朝廷的矛盾心理，促使清政府一方面使书院官学化，极力培植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大设“文字狱”，动辄因文字问题屠杀知识分子。
在如此高压之下，汉族知识分子退避三舍，噤若寒蝉。学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远离政治，“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以复古求真为手段。加之满清皇帝以为此与统治无碍，遂大加提倡，将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吸引到编纂古籍上面来，从而为“汉学”的复兴、“干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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