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舒新城先生。当时的中华书局，称总编辑这个职位为编辑所所长。前三位所长分别是，首任所长范静生（源廉）先生，任职四年后即转任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继任所长戴懋哉（克敦）先生，为中华书局创办人之一，任职九年后病殁；三任所长陆费逵（伯鸿）先生，由总经理职兼任，为时五年。编辑是书刊出版的中枢，作为全国第二大[注: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６日至２３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６２５号（现成都北路７弄３０号）举行。]书局的中华书局，其一所之长，自非等闲之辈可以胜任，需要相当的学识和声名，只有这样，对内才能服众，对外才有号召力。舒新城虽没有什么高学位，更没有什么洋学历，至高不过是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但在他入主中华书局之前，已有三十余本著作流传于世，可谓有学术影响；他曾先后在湖南长沙兑泽中学、省立一中、福湘女学、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成都[注: 成都市-成都市，简称“蓉”，别称“锦城”、“锦官城”，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是中国四川省的省会，中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行政级别为副省级。]高等师范学校任教，特别是对当时海外风行的道尔顿制教育改革，践行之余，奔走于各地鼓吹号召，一时声名大振，可谓有文化影响。1922年秋，陆费逵与舒新城首次在吴淞中国公学会面，两人一番长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相知相契多年。不论是文化界的影响，还是个人间的私谊，舒新城都被陆费逵视为合适的总编辑人选，竭力引进，再三邀请。舒新城盛情难却，七年后正式加盟了中华书局。
当舒新城步入中华书局编辑所的时候，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亦已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步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期。舒新城说他这个所长，虽然“有因有革”，但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舒新城.：《中华书局编辑所》，《图书评论》，1卷1期，1932年）这自然是他的谦辞，但若从中华书局整个发展脉迹来看，倒也基本符合实情。总经理陆费逵至始至终是中华书局的总舵手，决定着中华书局的大计[注: 名称【词语】：大计 介绍【注音】：dà jì【释义】：1.官吏每三年一次的考绩。2.明代考核外官的制度。清沿其制，规定三年举行一次，由州、县上至府、道、司层层考察属员，再汇送督、抚最后考核，送呈吏部。]方针与发展方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舒新城的编辑所长当得就很轻松。1932年7月的中华书局编辑所，已有同人102人，分设总编辑部、教科图书部、普通图书部、辞典部等部门，分管着《中华教育界》《中华英文周报》两大刊物，每年出书三四百种，可谓人多事杂。从三十年代中华书局编辑所策划出版的书刊数量、质量、业绩及文化贡献来讲，他这个所长堪称为称职，甚至可以说是优秀。所以说，“因”也有“因”的价值和意义。三十年代的中华书局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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