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舒新城最终还是把这批资料，清点整理好，归移给了中华书局图书馆。舒新城常说他是一个情感与理智并重的人，在这件事上，即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从情感上说，他自然不愿这些跟随他十几年的教育书刊离开自己左右；而从理智上说，他作为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深知这批教育资料若归为书局公有，则更能稳妥地得到长期保存，更能有效地在书局编译活动中发挥作用，因为，中华书局长期以来，就以教育书刊为出版重点，编译上完全用得上这些宝贵的资料。在公与私、轻与重的权衡上，舒新城心里自有分寸和界线。他没有将之无偿捐赠，而是售卖给了公司，因为他个人经济并不宽裕；他还特地要求陆费代表公司允诺，设若他果真有一天离开了中华书局编辑所，他还可以继续利用这些资料，因为他还指着这些资料做学问和谋生。这样的私，不矫饰，不高调，更不过分，实实在在，又合情合理。同时他又向公司保证，他个人以后对这些资料的使用，绝对只抄录，不剪贴，因为一旦售出，则权归公司，自不能随意造次。公与私的区分，在他是清晰的，没有一星半点的含糊。这也是他在中华书局编辑所任上多年，一贯坚持的作风和原则，受到了包括总经理陆费逵在内的公司同人的高度认可。
我们说，主持者的公私分明，对于任何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来说，都是必要的。而中华书局作为当时全国有数的出版机构，虽然从本质上说来，不过是一个营业性质的民营企业，但若将之放到整个社会的知识文化系统中去考量，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权力机关，掌管着文化成果的发布与传播，因而为众多写作者所重视，乃至于为之请托说项之事，也所在多有。舒新城身为中华书局编辑所一所之长，手中拥有书稿的生杀予夺大权，以其广泛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所在的核心位置，平常定有不少朋友或熟人绍介或推荐稿件，若他公私不分，滥用职权，中华书局在其任中，就不可能有后来那样好的营业发展和那样大的文化贡献。从后世留存下来的他与一些学者文人有关出版的往还信件中，涉及到退稿、拒稿的颇有所见，其中包括像叶圣陶[注: 叶圣陶（1894.10.28～1988.2.16），现代著名作家、语文教育家、编辑家、出版家、政治活动家，中国第一位童话作家。]、刘海粟、傅雷[注: 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养成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艺术修养。]这样一些与他私交很好、或者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化闻人。（参见中华书局编：《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他在其位，谋其政，既身为公司中人，拿编辑所所长的薪水，就自觉地为公司谋利益，为此而荒废的个人学术研究，为此可能会开罪一些熟人朋友，在他看来，都属于公私不能兼顾，虽然不无遗憾，但亦有对之通达的理解，并切实负起实际的工作责任。他明确地说“我尤不愿为谋个人之便利，而以社会文化攸关之公司为孤注”。（舒新城：《治事与应酬——致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2页）这样一种公私分明，从小处说，是一种修己的涵养功夫，从大处看，则是一种需要人人遵守的职业道德伦理，看似稀松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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