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在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位置日久，舒新城已逐渐自觉地把自己定位为“文化机关之伙计”，力图尽自己的“心力”，谋公司出版事业的发展，从而直接为社会作“有益之事”。（舒新城：《治事与应酬——致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1页）他深切感受到，对于中华书局这个全国第二大综合性出版机关来说，这个“伙计”并不那么好当，不仅需要较为博杂的知识结构，以统筹书局各类型图书选题的编辑策划；也需要较为丰富的治事经验，以处理应对书局内外错综复杂的社会人事关系。好在总经理陆费逵充分信任他，给予全力支持，编辑所的同事也多是“恂恂儒者”，工作关系之融洽愉快，是他以前在学校教师岗位上不曾有过的。他很享受中华书局这种独特的家庭式的企业文化氛围（舒新城：《中华书局一份子谈话》，《中华书局图书月刊》第1期，1931年），并最终长期留在了中华书局。他服膺于总经理陆费逵的出版品德和办事魄力与经验，心甘情愿地做好总经理的助手，凡涉及到重大的编辑规划，凡有关于编辑事务方面的重大调整，他都要与陆费当面或书信磋商，以求得结果的周详完满。他原本书生，但在后来的出版岗位上，以谦虚学习的态度，长于思考的禀赋，和务实苦干的精神，在编辑所中独当一面，成为陆费逵可以倚重的干将。

    1936年5月，陆费逵曾当面称赞他治事能深入社会，修己能超脱社会。（舒新城：《舒新城日记（1936年5月20日）》，《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他特将之记入了当天的日记中以自勉，说明他本人也较认可这一点。我们后人之所以冠教育家舒新城又一出版家之名，不仅因为他后半生基本上与出版为伍，也不仅因为他是《辞海》等许多重要出版物的功臣[注: gōngchén 【one who has rendered outstanding service】 旧指君主的有大功的臣子,现指对国家和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的人 治淮gongchen]，同时也因为他在出版事业上，在在表现出来的治事和修己精神，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后辈业书者学习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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