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就舒新城个人而言，他之进入出版界，则是他人生中“革”多“因”少的新领域、新起点。他自1925年脱离教育界后，在随后的五六年时间里，基本上靠著书写作及编写辞书，通过赚取版税和卖稿维持生计。在内心里，他还是很喜欢这种生活的，只是当时书刊印数少，售稿又不易，若不是陆费逵以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身份，时时从中协助和关照，这样的生计，其实是相当捉襟见肘，艰于维持的。1930年舒新城最终答应[注: 答应，明清时对近侍太监和宫女之称。在紫禁城的三宫六院内居住着皇帝的一大群妻妾，其中地位最高的是皇后，她主治内宫，声明显赫；而地位最低的则是答应。]陆费逵，进入中华书局，从客观上说，也部分因为现实生存环境难如人愿，不完全是出于他与陆费之间的个人情谊。而一旦正式职掌中华书局编辑所，他原先那种书斋式的、不受多少约束的个人著述生活，则为公司事务性的、朝九晚五的坐班工作所取代，每日忙于选题策划，忙于看稿选稿，忙于信件往还，忙于应酬交际，这种他称之为“簿书”的工作，他很长时间表现得有点不适应，甚至有点心理抵触，不时萌发退志。就个人志向来说，舒新城更接近于学人一路，更愿意把人生的事业定位于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这与当年胡适不履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职的原因，倒有几分相似。过去出版界藏龙卧虎，有学识的人不少，他们有能力为作者编辑出版高质量的作品，却少有时间和环境静下心来，为自己著书立说，流芳后世。这样的文化现象，少有人注意及此。但当时的舒新城却感同身受。1934年初，陆费逵希望舒新城将其所藏的七千余册近代教育类书刊，移售或捐赠给中华书局图书馆。舒新城为此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这不仅因为这些书刊是他十几年来辛辛苦苦旁搜冥讨而来，也不仅仅因为这些教育史料，很多大图书馆都缺收，像国家主义刊物《醒狮》、共产党刊物《向导》，在当时都被政府悬为禁刊，他则冒险收藏齐全，十分珍贵；更为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些书刊是他精神生活的寄托，是他学术生命之所系。为此，他于三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接连三天抽出时间，给陆费写了一封他到沪四年来最长的信件，叙说与这些史料的过往，表达对这些史料的“依恋”。（舒新城：《移售旧藏近代刊物——复陆费伯鸿先生》，见《狂顾录》，96~1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而他之不舍，归根结底，还是他内心里萦绕不去的学术情结。

    在经过一番纠结之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