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是,真正的问题毋宁是,为什么司马迁会在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作品中把这两首诗录存?如不记录,对反映刘项性格、秦汉之际整个中国的重大变局,以及古代某种特殊的政治哲学传统,有何妨碍?
从司马迁起,正史就特别注意记述古人的文章和奏议,这使得每一个人在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上有了一些特殊的品格,而且使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的历史传统有异于我们今天的史学传统。中国古代看待政治、诗歌和作史,有一种独特而深厚的地方。
作诗在中国古代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诗的本质在于,作诗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原因(借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即“本源”)。“诗言志”,志和大道相关,诗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治哲学。和这无关的诗歌,起码在秦汉之前是没有生存空间的。为什么项羽会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作诗?为什么刘邦会在另外一个特定的时刻作诗?今人多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角度来看待垓下之歌,这种做法把人性理解得过于肤浅。在我看来,此诗和爱情无关。刘项之作诗不仅关涉中国历史上的某个重大决断,更关涉古人对“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理解。中国古代抒情诗的传统一直不够发达,这也跟对这个传统对于诗和志之间的本质关联的强调有关。有资格接受诗教的人本来也就是能接受“大学”教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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