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徐调孚先生，是在1958年的夏天。他来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中文系组稿，亲自跑到25号楼我们研究生宿舍里来了。那时系里本科生、研究生都在搞学术大批判和科研大跃进，我们几个人编了一本《中国历代农民问题文学资料》，他了解了情况，居然接受了。后来这本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而且根据我们提供的线索，把张应昌[注: 张应昌(1904—1978)戏曲衣帽制作师。又名银瑞，陕西麟游人。民国十三年(1924)左右，出家当道士，初居凤翔姚家沟的老君顶，后以布施积蓄在其出生地董家嘴村挖土窑六孔建“龙凤山庙”一座，住持栖息。]编的一部《国朝诗铎》也排印出版了，出书时改名为《清诗铎》。那时我已经成了他的部下、中华书局文学组的编辑，也是《清诗铎》出版说明的拟稿者。这是我认识调孚先生的开始。

    我读过他的《人间词话校注》和《现存元人杂剧书录》，知道他是有名的作家和出版家。见到他不禁肃然起敬，然而他对我们青年人却十分平易谦和，把我们当作接班人来培养和任用。我和同班同学傅璇琮、沈玉成先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