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 年），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年少时，就能属文，16岁入洛阳太学。]的《汉书·艺文志》就是改编《七略》而成，对后世目录学发展有重大影响。由于纸的发明和普遍使用，改变了图书单篇别行的状况，撰著群书目录，不再需要编书，更不必校雠。宋代郑樵撰《校雠略》，论图书的搜求、整理、编目，实际上是研究目录学理论的论著，遗憾的是，他以“校雠”定目录之名，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清代章学诚亦以《校雠通义》命名其论目录学的专著，并称[注: 语出: (1).一齐称道。 汉 司马相如 《难蜀父老》：“於是诸大夫茫然丧其所怀来，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 汉 德！此鄙人之所愿闻也。]“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余嘉锡从正名的角度，指出郑、章诸人犯了以点盖面的概念错误，称“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实斋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认为目录学自可独立成学。时至今日，仍有人坚持目录不能自立为学的观点，甚至将目录、版本、校勘三学共统于校雠学之下。由此可知余嘉锡正视学术的发展与专学的分野，指出郑、章谬误症结之所在，有多么重要，现在仍具有生命力。

 

    余嘉锡明确指出目录学“要以能叙学术源流者为正宗”。他区分了我国历代书目不外三种类型，并说明了各类书目的特点，指出不论哪种书目，它的宗旨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对我们了解我国古代书目的特点是有重要意义的。为了深入说明这个问题，作者从目录的篇目、叙录、小序、板本序跋四方面阐述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篇目及版本序跋考一书之源流，前者考其内容，后者考其流传。著有篇目，即可知此书的篇数、顺序，乃至简明要旨，就能勾出此书的大致构架，这从《史记·太史公[注: 释义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自称。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自叙》、《汉书·叙传》皆开列篇目，得到印证。在图书单篇别行的情况下，篇目著录尤显必要。图书流传经过载体，以及书写、雕版的变化，其间纷纭复杂，余嘉锡条分缕析，厘清其始末。值得注意的是，他关注目录迻录他人序跋，考证出此举始自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而在马端临《文献通考[注: 《文献通考》-《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经籍考》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其书除主采晁公武、陈振孙书外，时从文集及本书抄出序跋，间有书亡而序存者，亦为录入。余嘉锡对此颇为称道，曰“虽不完备,然其体制极善，于学者深为有益”。与其同时代的目录学家莫伯骥撰《五十万卷楼藏书目录初编》，即大量迻录他人序跋，故五十万卷楼藏书虽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但还能通过《初编》，对其有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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