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认为刘向作叙录，与司马迁[注: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扬雄自叙大体相同，其体制似列传，对于作者之功业学术性情，并平生轶事，凡有可考，无所不尽。汉魏六朝人们作书叙，也是以叙述作者生平事迹及其学问为主。这就能说明目录学即学术史。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结论，余嘉锡从作者之行事、作者之时代、作者之学术三个方面分而论之。其间他提出的几个问题，值得注意。首先，王俭作《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他指出此作法以变叙之名，从传之实，其原因则是叙录本与列传相近，点出传录体目录产生的必然性。其次，言及叙录在最常见的史志目录中的变化。班固取《七略》作《艺文志》，虽删去叙录，然尚间存作者行事于注中，这是为遵修史之体例； 《隋志》只载官爵；宋、明史志只记姓名。从而不难看出，史志目录对叙录的逐渐淡化。《新唐书[注: 《新唐书》-《新唐书》记载中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艺文志》的作法，则略有新意，撰述人未立传者，就详注始末于《艺文志》。这些变化，对于考镜一人之流的叙录，意味着什么？后人又当作何思考呢？再次，提醒撰目录者，“自揣学识未足衡量百家，不如多考证而少议论，于事实疑误者，博引群书”。又强调作目录不同于私人著述，旨在成一家之言，必须博采众长，善观其通，贵在兼收并蓄。

    官修目录是目录的主流，余嘉锡考溯其沿革变化的同时，亦颇关注私家目录的出现与发展。根据《梁书·任昉传》载，任昉“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踪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他认为此书目是任昉私人藏书书目，是见于史书最早的私家藏书目，应是后进私家藏书目之权舆。他对私家藏书目以及《坟籍志》的阐述，使得读者对古代目录学的发展的轨迹有了更完整、全面的认识。此前曾称叙录略如列传，而余先生又通过列传发现了目录的线索。《魏书·孙惠蔚传》载，孙惠蔚上疏请依“前丞臣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校完秘书典籍，所提卢昶《甲乙新录》仅此一见。对孙疏，《北史》删削太多，《玉海》卷五二也只有数句，《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不置一词。余嘉锡在书中详录孙疏，既反映北朝[注: 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81年），是中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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