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南朝同时代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继承北周疆域的隋由于灭亡南朝陈，]目录学也在发展，也为少有记载的北朝文化增添些许内容。不难看出，由于余嘉锡谙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将目录学置于其中，考镜其源流，与学术发展融会贯通，我们从《目录学发微》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目录学。

 

    说到类例，余嘉锡以为刘歆《七略》将群书分为六略三十八种，晋荀勖变六略为甲乙丙丁四部，就是所谓类例，也就是分类。当时并无类例之名，此名始见于《隋书·许善心传》，而极言类例重要者，则是郑樵。余嘉锡当然主张类例心推本于学术之源，但他从历代著目录者皆在兰台、秘阁职掌图书，在著目录时必兼计储藏之法，不像郑樵、焦竑等仰屋著书，按目分来而已，所以批评郑、焦只强调以图书内容性质分类，忽略简篇卷帙多寡对分类的影响。如《史记》在《汉书·艺文志》中附在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类，就是因为当时史书尚少，不足以为一部。纵观中国目录的分类，从刘歆《七略》、汉魏时之四部、荀勖之四部、经史子集四部、王俭《七志》、阮孝绪[注: 阮孝绪(479-536)南朝梁目录学家。字士宗，南朝梁陈留尉氏(河南尉氏)人。生于齐高祖建元元年，卒于梁武帝大同二年，年五十八。]《七录》、《隋志》之四部，乃至《书目答问》在四部之外，另设一丛书部，分类在变化是显而易见的。余先生强调“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他主张顺应图书的发展而变化类例，而“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心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他赞成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关于藏书家书目和读书家书目的提法，前者待图书馆学者讨论之，后者以备学术之史。二者各治其书，然而《七略》、四部之成法，都不应成为目录分类的藩篱。余嘉锡发展的学术眼光，反映出他深得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真谛。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即与正文相得益彰的自注。自注所涉内容范围广泛，注明引文出处，解释引文内容，考辨引文是非，提出引文讹误，或是正文表述的延长，甚至还批评引文作者有掠人之美之嫌等等。如文中引郑樵《校雠略》之《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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