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通史的重视，自然会涉及史学本身发展过程的研究。何炳松是继梁启超[注: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之后第二个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并付诸行动的学者。本书下编开头两篇《中国史学之发展》、《西洋史学之发展》专讲中外史学的演变，实为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的发展简史。他重点分析、比较了刘知幾和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独特贡献，总结了他们在史著义例、体裁等方面的建树；还根据中国史学自身的特点，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旧式通史因旨在供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资鉴，仅关注政治，已经完全不符合时代需要。通过中西史学的多方面对比，作者厘清了通史与专史，以及各种史料之间的关系。指出，专史不足以使人了解社会的演化及整体性，只有通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通史是“一切专史之连锁”，其所展现的事实是“专史中事实之配景”，并明确了专史家与通史家的不同职责。以上所述，论证了新通史撰写的必要性，为编纂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史坛主流之所以重视断代史和专史，与前者明了一代史事，后者畛域清晰，容易成功，而通史则易重复有关。但是，断代史和专史显然不能反映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这是它们最大的不足。何炳松极力倡导通史，体现了其独到的史识。

    作者认为，通史家和专史家分工合作，是撰写理想通史的最佳方式。这个观点还见于其多种论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并曾付诸实施。据郑振铎回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何炳松拟定过一个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全书分作二百多章，每章自成一书，请国内史学家分头完成。可惜只出版了三四十本（郑氏回忆有误，实际出版十余本），就因“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寇炸毁，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上述已完成的著作都属于专史，是撰写通史的前期工作，于此可见其规划的通史撰述规模之宏大、组织之周密。

    由于史学研究必须依赖史料，该书对考订史料的目的、方法、步骤，及其相互关系，作了细致的分析。作者指出，历史是过去之事，不可以直接观察[注: 观察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比较持久的知觉活动。观察力是人们从事观察活动的能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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