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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学与术(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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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10 10:19: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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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问京城大学里沸沸的“国学”,到底是个啥名堂,年来我闭目塞聪,对上庠的事,愧有未闻,恕不能讲得明白为歉。但可为谈资的是,我读大学时,同学们嘴边,常挂一些陈年的老词,以相笑谑;讲得阔气点,就是洋修辞称的anachronism(时代错乱)。记得当时,“国学”曾与“我大清”、“国朝”、“西儒”、“齐克果”、“烟士披里纯”一起,挑动我们年轻的笑肌。比如说,有人同你讲黑格尔[注: 黑格尔,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你不想听,就这样回答:别扯西儒好不好,兄弟可是弄国学的。言罢四顾,你总能看到一张张堆满坏笑的脸。不意二十多年后,这“国朝”、“国学”等名,又先后反了正。令人不由想起托玛斯·布朗(即拙译《瓮葬》的作者)《流行的谬误》说的:
比喻总被人当真。……明事理的人,对不晓事者莫用比喻。荒谬的怪想,他们会当真的吞下。
将缣比素,可见笑话也讲不得。一讲就成真。
原夫“国学”,乃与“西学”对待而起。但最初的通名,似是清末的“中学”。“中学”名“学”,其实是“术”,或意识形态。至于内容,似不过明清官儒之学,不及今国学的包儒道,括蒙满,囊数术,统医学为广大。如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用作“体”的“中学”,便删枝去叶,仅存官儒的大体,用意也只在“术”。按文襄公是我的乡贤,他有主张,那必然不错的。无如执“术”御人的“我大清”(对不起,又开玩笑;好在吾兄是明理的人)太不争气,“中学”的名誉,也跟着倒霉,空负文襄公的谋国之远。
“中学”谢幕后,便有“国学”。据曹聚仁讲,“国学”是晚清留学日本的人携归的外来语,乃日本“支那学”的译名,内容以经史为主。较之“中学”,这“国学”的“学”意,似要重些,但目的也不仅“学”。其意犹云国学者,是我汉族之学,我汉族的文化之身份;国学昌,汉族人对其为汉族人,方有深切的体会。这样因身份而自豪,因受奴役而耻辱,两情激荡于心,排满之气,必沛然于胸中。清末人——如章太炎、刘师培[注: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等——倡国学的用意,大致在此。
这以国学为工具的策略,不可谓不成功。因不久后,清廷果然倒了。作为工具的国学,则活过了其原初的功能;政治的波涛退去后,水落石出,国学便露出了其为“学”的本相。但问题也来了。因意识形态的“术”,或政治工具的“术”,皆有明确的目的;从“国故”的大筐里,拣哪只果子,它自有分寸。如前者取明清官儒之学,后者越明清而上,直取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学问的“学”,却是非功利的,也往往是个人的,故很难用一个标准,把筐里的果子分“三阶九列”。这样什么算国学,什么不算,还是凡中国土地上产生的文明,统统都算呢?就成了民初的难题。如民国二十六年钱穆编《国学概论》,开首就说:
“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说的就是民初人临筐缩手、不知所取的惘然。
钱穆的国学之标[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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