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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学与术（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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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1-10 10:19: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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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问京城大学里沸沸的“国学”，到底是个啥名堂，年来我闭目塞聪，对上庠的事，愧有未闻，恕不能讲得明白为歉。但可为谈资的是，我读大学时，同学们嘴边，常挂一些陈年的老词，以相笑谑；讲得阔气点，就是洋修辞称的anachronism（时代错乱）。记得当时，“国学”曾与“我大清”、“国朝”、“西儒”、“齐克果”、“烟士披里纯”一起，挑动我们年轻的笑肌。比如说，有人同你讲黑格尔[注: 黑格尔，全名为：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你不想听，就这样回答：别扯西儒好不好，兄弟可是弄国学的。言罢四顾，你总能看到一张张堆满坏笑的脸。不意二十多年后，这“国朝”、“国学”等名，又先后反了正。令人不由想起托玛斯·布朗（即拙译《瓮葬》的作者）《流行的谬误》说的：
比喻总被人当真。……明事理的人，对不晓事者莫用比喻。荒谬的怪想，他们会当真的吞下。
将缣比素，可见笑话也讲不得。一讲就成真。
原夫“国学”，乃与“西学”对待而起。但最初的通名，似是清末的“中学”。“中学”名“学”，其实是“术”，或意识形态。至于内容，似不过明清官儒之学，不及今国学的包儒道，括蒙满，囊数术，统医学为广大。如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用作“体”的“中学”，便删枝去叶，仅存官儒的大体，用意也只在“术”。按文襄公是我的乡贤，他有主张，那必然不错的。无如执“术”御人的“我大清”（对不起，又开玩笑；好在吾兄是明理的人）太不争气，“中学”的名誉，也跟着倒霉，空负文襄公的谋国之远。
“中学”谢幕后，便有“国学”。据曹聚仁讲，“国学”是晚清留学日本的人携归的外来语，乃日本“支那学”的译名，内容以经史为主。较之“中学”，这“国学”的“学”意，似要重些，但目的也不仅“学”。其意犹云国学者，是我汉族之学，我汉族的文化之身份；国学昌，汉族人对其为汉族人，方有深切的体会。这样因身份而自豪，因受奴役而耻辱，两情激荡于心，排满之气，必沛然于胸中。清末人——如章太炎、刘师培[注: 刘师培是江苏仪征人，1902年中举，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古文学、“三礼”、《尚书》和训诂学，兼职北京大学附设国史编纂处。]等——倡国学的用意，大致在此。
这以国学为工具的策略，不可谓不成功。因不久后，清廷果然倒了。作为工具的国学，则活过了其原初的功能；政治的波涛退去后，水落石出，国学便露出了其为“学”的本相。但问题也来了。因意识形态的“术”，或政治工具的“术”，皆有明确的目的；从“国故”的大筐里，拣哪只果子，它自有分寸。如前者取明清官儒之学，后者越明清而上，直取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学问的“学”，却是非功利的，也往往是个人的，故很难用一个标准，把筐里的果子分“三阶九列”。这样什么算国学，什么不算，还是凡中国土地上产生的文明，统统都算呢？就成了民初的难题。如民国二十六年钱穆编《国学概论》，开首就说：
“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说的就是民初人临筐缩手、不知所取的惘然。
钱穆的国学之标[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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