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基本资料 秘书长：英文名secretary-general在一些政党或政府机构中的主要行政官，如联合国中的联合国秘书长。]了。
　　要之这个“国学”，似不如它标榜的那样，是学术，或研究。由寄下的其他国学家的言论看，说得阔些，这是张西铭[注: 张西铭字希载，号鹤轩，宁州（今云南黎县）人。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进士，官至河南遗御史。工诗文，字颇类晋而加劲健。卒年五十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事业；说得穷一点，又不过章太炎“国学”之工具一面的“麻砂本”（a corrupt version），即让所谓的“国学”，成为中国的文化之身份。作为七荤八素的现代人，我对西铭先生的话，素不能解，因此无话。至于后者，我则没什么不高兴的，——尽管我个人焦心的，是如何给自己先弄个“人的身份”。有人愿关心我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那自然也好。“庖人羞独割，引尸祝以自助”，是国学里原有的。“七不堪”“二不可”地使性子，乃小儒的脾气。“自荐鸾刀”，不拒腥膻，方见通儒之为通儒。但我所不解的是，“国学”既名“国”学，就该着眼于“国”：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谋问题的真解决。倘对待心太盛，眼睛紧瞅着外头，一心念念于“自己”“优长”“挺立”“确立地位”“世界性”“预流”“主流”，即一味专注于彼我之不同，必欲以“主体”示异于人，那么国学对外面的文化，就终少不了有意的反抗，无意的迎合，与欣然的认同。这种“场域”中生长的国学，杀到底来，也不过洋人“冲击”的又一场“反应”。所谓“中国文化身份”，亦不过“洋人身份”的“麻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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