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讲过：“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我想，在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走上以精神为中心进程中，中国的国学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国学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一般到明清，泛称古代的学问为“古学”。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为了和西学有所区别，就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清代康乾之际，为了和宋明理学有严格的区别，又渐渐称为“汉学”，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戴震、钱大昕、桂馥、王念孙等，他们重考据之学，称为“朴学”，也称“汉学”。到了近现代，出现了“国粹”一词，即“国之精粹”。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章太炎，提出了“国故之学”，章太炎著的《国故论衡》一书，主要论小学、文学和诸子学，涵盖了国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但这本书不太容易读。中学、汉学、国粹、国故等名称都不是总揽全局的概念，最后学者选定了“国学”这一称谓，因为它有纵览诸家、包罗万象之意，这是“国学”一词的大体渊源。

　　国学在近代，可以说命运多舛。“五四”以来，一批激进的、希望国家能够振兴的知识分子有个误区，认为是中国的文化阻拦了中国思想的进步，成为中国发展的阻碍，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和科学，欲以拼音文字取代中国文字。他们热切希望中国富强之心是真挚的。可是，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话，完全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欧化的措施，是很危险的。

　　在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瞿秋白这些人反传统的同时，还有一些坚守中国学术的人，如王国维[注: 王国维（1877～1927），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901年秋赴日留学。]、沈曾植。

　　王国维在给沈曾植70岁时的祝祷寿文中说：“窃尝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愈至。”过去都认为王国维是保皇党，他从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开始到1927年死去，16年间一直保留着长辫子。他曾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即溥仪的老师。但在王国维身上，中、西学交汇融合并生发出灿烂的火花。他是最早将叔本华、尼采、康德思想介绍到中国之人，翻译的文辞非常美妙，他希望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东方的文化有机的结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凡是强调个性，强调独立的意志以及赤子之心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尼采曾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里讲到：天才需要具有七个条件，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自转之轮也、若万物之源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孔子在宣扬他的中和之道，退而求其次的时候，认为狂和狷还是有优点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这是讲君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他的学术和艺术上，他要忘乎所以。《庄子·外物》中说：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种游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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