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杰出史家大多出身于书香门第，有的出身于名门望族甚至史官世家。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普遍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样的背景使他们更容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史学教育和精英文化的熏陶，在著史的时候更有条件接触和利用官方的典籍和档案。司马迁出身于典型的史官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史官，父亲司马谈和他本人都长期官居太史令。刘知幾出身士族名门，也做过史官。

　　一个人要想成为史学大师，必须对史学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在史学方面有远大的志向和崇高的使命感，对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有强烈的信念。正是这些异乎寻常的品格所产生的强大内在动力，驱使中国古代史学大师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百折不挠地打造不朽的史学巨著。爱因斯坦[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德裔美国物理学家（拥有瑞士国籍），]说：“大多数人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历史学家。

　　司马迁撰写《史记》，历史时间跨越三千载，地理空间涵盖当时已知的文明世界，内容包罗万象，其史学志向之高远，可以说前无古人。刘知幾以司马迁自比，著《史通》“以史为主”，“总括万殊，包吞万千”。司马迁和刘知幾都将史学作为个人终生经营的“名山事业”，而不是急功近利之事，或适合于集体运作的“项目”。刘知幾更是明确指出“史馆监修”远不如个人修史。真正的史学名著大多是个人长期呕心沥血之作。《史记》几乎耗费了司马迁毕生的精力；杜佑写《通典》、谈迁写《国榷》长达三十多年；班固写《汉书》、马端临写《文献通考[注: 《文献通考》-《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史才、史学和史识均源于人类的经验。要获取这种经验，无非通过两种途径：间接途径主要靠读书；直接途径要靠亲身参加社会实践，即古人所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古代杰出史家大多自幼博览群书。司马迁“十岁颂古文”，学习《左传》和《国语》，到20岁时基本读完先秦典籍。刘知幾12岁读《左传》，13岁读《史记》、《汉书》和《三国志》。司马迁年轻时就好远游，后来又奉命出使西南夷，随汉武帝出巡，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史记》之所以能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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