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和刘知幾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崇尚理性，不迷信权威，对历史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精神，敢于质疑和批判当时流行的理论和教条。没有这种品格和境界的史家，不可能具备高尚的史德，不可能作出重大的史学创新，也就没有资格被称为史学大师。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简直就是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提出，汉武帝开始图形。该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唱反调。刘知幾的史学思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代，《史通》中不乏惊世骇俗之论，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和批判意识。

　　真正的史学大师具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刻的洞察力。这就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所谓的“通”和“会通”。这种观念与现在的长时段思维和跨学科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妙。“通”和“会通”的观念从司马迁、刘知幾、杜佑、郑樵到马端临一脉相承。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被称为“三通”，此外还有“续三通”和“清三通”。“通”和“会通”对世界史学家来说尤为重要。

　　总之，从人才学的角度，探寻中国古代史学大师之所以出类拔萃的秘密，对于弘扬中华传统史学文化、重铸中华史魂、构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相称的中国史和世界史，无疑是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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