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日本，学术界和媒体曾有过对于国民性的研究或报道，这种看法也传播到当时的中国。现在几乎人人皆知，这是不科学的说法，因为国民性意指固定的，无变化的某个民族的特性，但事实上，国民及其文化是流动的，譬如，十八世纪的英国人是好吵闹的，但到了十九世纪[注: 1801年至1900年的这一段期间被称为19世纪。这段期间最显著的是西欧与北美因工业革命促成的技术与经济上的进步。连带的，]却成为沉默寡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本尼迪克特在探究日本文化或人的双重性格时，并没有使用国民性这种不科学的，同时也是懒惰的方法论。她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这样，是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不连续，此外，还有外部的规定，如等级制等。经过她的一番探索和研究，就有了一个令人心服的论点。

    同时，和所有文化人类学家研究一个民族或部族时一样，对这种异己的文化要有一个整体上的评价或定义。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而西方则是“罪”的文化。

    日本人重视羞耻心，讲究面子，但为什么这样？笔者不揣冒昧，想猜测一下。中国人也很讲究羞耻心，这来自于儒家文化，而日本也吸收了儒家文化，这多少对其是有影响的。当然，日本本土的文化作用更大。而西方则是基督教的文明，原罪说是其文化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两者反映到生活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日本人往往被外在的环境所限制，譬如，说做事总要看看外人的反应，而西方人更注重内面的反思。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书不仅立论新颖，且使用的论据也有独到之处，她大量引用日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行为及风俗，别开生面。我们知道，在新闻媒体受到限制时，文学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日本的文学从根本上讲，是现实主义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本尼迪克特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不得不让人叹服她的聪颖、机敏及创新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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