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的著名文人，没有成名之前，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到处借书阅读。典例之一，便是提出“书非借不能读”的清代作家袁枚。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称，他自幼好书，因家境贫寒而无钱买书。有一回，他听说有位姓张的先生藏书十分丰富，便前往借书。可惜，那位张先生不肯把书借给他，他只好悻悻地回家，直到晚上睡着后，还在梦里形成了几种借不到书的境遇。邓拓先生在《从借书谈起》中认为，那名张先生不肯把书借给袁枚，是因为吝啬，更是因为瞧不起穷人。在我看来，邓拓先生的这番见解，未免存在偏颇之虞。

    其实，古人一向感慨：“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古人所以有这样的感慨，大概是因为担忧书之有借无还。换句话说，古人所以不肯轻易外借藏书，是因为担忧借书者言而无信，不能将书及时归还，甚至将借到手的书吃没。因此，不仅仅是袁枚碰到的那名张先生，其他古代藏书家也是不肯轻易外借藏书的。譬如：宁波[注: 宁波市-宁波市，简称甬，有时亦简称宁，是中国浙江省第二大城市。宁波母语为吴语宁波话，普通话为官方语言。目前，宁波行政上属于副省级城市，]范氏天一阁一直悬挂着一块禁牌申明：“擅将书借出者，罚不与祭三年。”武康唐氏万竹山房的藏书上，一律钤着一枚印章警告人们：“借书不孝。”由此而知，藏书家与借书人不能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或借书人言而无信，藏书家不肯外借藏书，借书人借不到书读，那就在所难免。

    然而，尽管“言必信，行必果”被历代文人标榜为务必遵守的行为准则，但是，真正能够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的古代借书人庶几乎寥若晨星。 所以，翻开一部中国读书史一查，很难查到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的读书佳话。正因为如此，当我读过毛泽东[注: 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润之，笔名：子任，曾用名：二十八画生、李德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领导者，政治家、军事家。]言而有信地归还借书的故事之后，一种敬畏之感便情不自禁地在心中油然而生：1954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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