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与“真理”的细微区别

“道”是中国哲学中具有根本、终极意义的概念。对“道”的不懈探求，是自先秦诸子以来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都在探究“道”，都在论说自己对“道”的理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自不用说，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也把探求“道”作为崇高使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泰伯》） 又说君子应当“志于道”，“谋道不谋[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无尺寸之势，起闾巷，杖棘矜，应时而皆动，不谋而俱起，不约而同会。”《文选·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三千景附，八百不谋。]食”。孟子也说：“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2]（《滕文公[注: 滕文公战国中期滕国(今滕州市)国君，滕定公之子。周显王四十三年(公元前326年)，滕文公以太子身份出使楚国，在途经宋国时，两次拜见孟子，向他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下》）其他各家人物也都谈论、探究他们所理解的“道”。尽管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谓“道”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不同，但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把探究“道”作为学术的目的，认为无论天地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道”；无论做人还是办事都应当知“道”、有“道”、守“道”、从“道”、顺“道”。

先秦诸子们对“道”的热切探求，与古希腊哲人探究“真理”的态度颇为相似。古希腊哲人大都把“真理”看作是认识追求的目标。柏拉图[注: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就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3](p.83)。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适用于一切存在物的”真理。 尽管对于究竟什么是“真理”有不同的看法，如柏拉图认为真理是某种超验的、永恒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是思想和物的符合，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真理”是人们的知识应当追求的目标，也是人应当服从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古希腊哲学是以追求“真理”为宗旨，而中国先秦哲学则是以探求“道”为宗旨。

那么，先秦哲学中所谓“道”，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呢？人们的确很容易产生这种联想并这样去理解。如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守死善道”，就通常被阐释为执著追求真理、至死坚持真理的精神。显然，在这种阐释中，“道”这个概念已经被不言而喻地等同于“真理”。在现代人的学术论著中，也往往用“普遍的原理”、“客观的规律”一类来源于西方哲学真理观的术语来解释中国古人所谓“道”。

然而，深入仔细加以比较则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哲学中所谓“道”与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真理”不无相通之处，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其间有着细微却很重要的差别。这种细微差别恰恰显示出中西两种哲学传统各自的特色。把“道”与“真理”完全混为一谈，乃至完全用西方的“真理”概念来解释和替代中国的“道”，则既混淆了中、西两种哲学传统的差异，也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特色。

这里且以孔子、孟子所谓“道”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谓“真理”为例，作一些比较，以强调说明“道”与“真理”的不同，并探讨这种不同对于两种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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