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未专治灾荒史，近年留意社会文化，稍加翻阅之下，从这一视角看出了不少新趣，涌现出几点感想。

    一、可以看到公共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

    书中文献跨越古代与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前后比较着阅读，可以看到由荒政所反映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了从传统模式向清末近代模式的转变。如《亥子饥疫纪略》（第四册第2001页）记述乾隆年间江苏如皋因雨灾致饥荒，死多人，又引起瘟疫，县官依例开粥厂赈饥，但对疫病流行则无所作为，民人只有自行请医买药，致医者大获厚利，药价腾贵，而疫病流行长达6个月，死亡枕藉，有全家死绝，有全村死百人而仅剩数人。县官对瘟疫无应对措施，基本上是任疫病自生自灭。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县官，如果遇上个好县官，其可能采取的措施，大概也只是动员医家施医施药，或请神驱疫等等，其效果如何也可怀疑。再看清末宣统年间的《奉天[注: 清代东北政区名。顺治元年(1644)﹐以盛京(今辽宁渖阳)为留都﹐置内大臣统辖东北全境。康熙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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